广西百色黑社会案件中的悲剧：朱辉庭审期间猝然去世

在我代理的南阳淅川案件中，有两名被告孟相峰和王高峰还没开庭就已经去世，这让我感到窒息。而当我得知朱辉去世的消息时，才意识到悲剧还在继续。广西百色中院正在审理的朱广成等人涉黑案中，第三被告朱辉于2026年9月2日凌晨不幸去世。他不是在看守所或拘留点去世，而是在庭审进行中。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心痛。

朱辉自2022年6月被拘留，直到2026年9月去世，总共经历了四年零三个月。在案发前，朱辉于2018年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，术后需要定期服用抗排异药物，一天不吃药就会导致免疫系统攻击移植的肝脏，危及生命。办案人员故意停止了他的药物治疗，明知他的病情，却选择了无视。录音和录像中清楚显示，办案人员曾对他的病情和用药需求心知肚明，却故意不提供药物，甚至嘲笑他是“装病”。对于这些办案人员而言，重症病状似乎只有面临显而易见的危机时才算严峻。

除了停药，朱辉还遭受了饥饿、寒冷、失眠、辱骂和殴打。作为一个换肝的病人，他在拘留期间被如此对待。他的肝功能与肺部健康在无数细微的折磨下逐渐恶化，而谁都不知道具体的恶化过程，所有人都只知道结果——他去世了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早在2023年3月10日，办案单位就已经获知朱辉肺部病情严重，需要立即就医，却选择沉默，不告知他或他的家人，也未更改强制措施，直到三四个月后，情况已经不可逆转。最终在2024年7月11日，法院才给他办理了取保，但已晚整整一年零四个月。取保后才发现他得了肺癌，已无法手术治疗。对一个本可以及时就医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他的病情发展到了晚期。

朱辉于走出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庭审，努力辩驳控诉，揭露自己遭受的刑讯逼供。然而在2026年9月2日凌晨，他离世了，庭审依旧在进行，他的座位变得空旷。

朱辉的辩护律师发表声明，要求查明朱辉的死因，追究刑讯逼供者的责任，并要求对他的弟弟朱茂进行保释。朱茂自2022年9月被羁押，妻子已过世，留下三个未成年子女与年迈的母亲。两个兄弟双双遭囚，三个孩子失去母亲，父亲仍在拘留中，家更显得无依无靠。那空着的被告席座位承载着一个破碎家庭的全部重担。

该案涉及49名被告，系统性的刑讯逼供缺口使得朱辉成为第一个走到前面的人。

我想强调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的制度。法律上这称为“监视居住”，然而对于很多被指居的人来说，它是进行刑讯逼供的温床。被带到指定场所后，人与外界隔绝，通信中断，律师与家属无法联系。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在办案人员的监视之下，长期承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。

在指居期间，没有监狱那种管理制度的约束，只有在闭塞环境中的逼迫与审讯，旨在逼迫被拘人员签下口供。指居比逮捕更为可怕，因为逮捕是有法律程序和场所的，而指居却可以是任何一个毫无标识的房间。

朱辉的死亡是指居制度的悲惨后果，他停药的隐患在后续每一步中引爆了。当悲剧发生时，许多人认为“案结事了”，但实际上常常成为“人了案结”，一旦人死了，案件的处理便可一了百了，死者无法再为自己的冤屈发声。

孟相峰、王高峰和朱辉都已去世，而还有许多人仍在生命的边缘挣扎。淅川案中被告冀晓梅的癌细胞仍在她体内扩散，至今没有获得应有的医疗。律师们的保释申请层层被压，然而直到现在仍无人得到释放。